2021年5月16日，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、长江学者青年学者、上海市曙光学者宋莉华教授受邀为我院师生做题为“翻译之外的翻译研究”的讲座。讲座由胡美馨教授主持，我院教师和研究生参加。

宋教授首先指出，发现、挖掘新文献对拓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，在翻译研究领域，也同样如此。早期传教士以及一部分外交人员所完成的西人汉译小说为数甚巨，但尚未大量进入学界视线，可以被视为新文献。她结合自己用心收集的部分早期来华传教士汉译小说，为大家展示了如何基于新文献开展跨学科研究。

宋教授从宗教小说、福音故事类小说、正道喻言类小说和西方经典小说四种类型汉译小说的典型例子入手，指出很多汉译小说存在文理本、官话本、方言本等不同译本，其中方言本又有上海土白、羊城土白、宁波土白、福州土白等不同地域版本。汉译过程中也产生了很有意思的跨文体现象，很多西方小说被译成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，如丁尼生的叙事长诗《公主》被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亮乐月翻译成了章回小说《公主之提倡女学》。这些译本类型多样，对大众的阅读经验与认知方式产生重要影响，如《百年一觉》曾对梁启超、康有为、谭嗣同等历史人物发生较大影响。

但是，对这些汉译小说中的语言形态、文体变化等现象的研究还比较鲜见，尤其是对用罗马字拼写或以方言俗字翻译的方言本的研究还是“未开垦的土地”。另外，在此过程中，传教士的很多中国助手译介了大量作品，但学界对这个群体及其作品关注还很不足，这也是亟待开拓的新领域。

随后，宋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可以如何对这样的文献进行深入研究。

首先应该着眼于文献本身，从语言学、修辞学等层面开展研究。由于这部分译本有其语体、文体的复杂性，或许可以从方言本的个案研究做起。活灵活现的方言具有独特文化特征，早期来华传教士所译方言小说以地方性为特征、以方言土语为媒介、以地域文学为形式，重构了西方文学。这些汉译小说一方面继承了地域文学的传统，以方言为媒介引入了西方文学，极大丰富了中国方言与地域文学；另一方面下层民众以方言文学为媒介，较早接触了西方文学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的大众化和平民化，起到了教育普及的作用。此外这些方言小说、官话译本也为中西文学交流提供了早期文本载体，我们需要采取具体的、语境化的研究方法，去思考这些版本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产生的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译本等问题。

其次可以关注同一文本的跨文化比较，对同一文本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影响、对翻译中的跨文体等现象展开研究。比如丁尼生的诗歌《公主》被翻译成章回小说，比如一些西方小说被翻译成戏剧刊载在《女铎》报等媒体中。较之于原文，这些译本在文体、内容、审美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变化。这些变化既和原诗内容有关，与翻译目的有关，也与当时小说等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变化有关，值得深入研究。译者如何利用本民族的文学传统，使翻译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相映成趣、为什么会出现跨文体翻译等问题都值得探讨。这些译本的读者接受情况也值得关注，可通过《女铎》报和广学会所收集的资料等途径，了解读者反馈。

此外还需要考察历史语境对译本的影响。例如女传教士亮乐月1917年将艾略特宏大的历史小说Romola译入中国，译名《乱世女豪》。时值新文化运动前后，新文化运动也提倡培养新人，《乱世女豪》也提倡塑造新人。但是，提倡什么样的新人？如何培养这种新人？带有鲜明宗教色彩的《乱世女豪》和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新人、新路有何不同？这都是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进一步考察的。宋教授建议大家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野，把更大的视野带入翻译研究。

最后，宋教授与师生们进行了亲切互动，对师生提出的“如何在涉及多方面的研究中理清思路、推进研究？”“有哪些较为客观的方法来评判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度？”等问题一一做了深入回答。